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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陽:我的高考

發布時間:2022-04-24     來源:北京晚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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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77年、1978年的高考,是新中國教育史上極其重要的事件,它改變了中國,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。2022年是1977級、1978級大學生畢業四十周年,謹以我自己的經歷,記錄那個時代的點滴。

  在我十九歲之前,“上大學”這個詞似乎只出現過一次。

  大概是1966年,那年我八歲,家里來了一位遠房親戚,爺爺讓我叫他哥哥。他是福建人,剛剛大學畢業到北京工作,爺爺指著他對我說:“以后,你也要上大學?!?/p>

  我一直記得這句話,仿佛上大學是人生必須要有的一段經歷。然而人生的走向,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樣。

  都讀到高中了,我也沒有上大學的“非分之想”,那時的我認為讀高中是為“插隊”做準備的。所謂“大學”,應該是高爾基《我的大學》那樣的“社會大學”。

  1975年底我高中畢業,來年3月到平谷插隊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話,兩年后我將回城進工廠,做一個好工人。

  這段歷史看似久遠,現在重新梳理,也是一樁趣事。

  “文革”時,北京的“老三屆”高中生、“新三屆”初中生,絕大部分奔赴農村和邊疆。此后的70屆初中畢業生,多數留在了北京。那四年,根本沒有高中可上。

  1971年,北京開始恢復兩年制高中,第一屆稱為“73屆高中”。上高中是有條件的,各地的標準不一,分數只作為參考,北京的錄取比例約是十取一。那時,好老師十分緊缺,但抽調好老師配置高中卻很常見,所以那一屆高中生的質量相當高?!?4屆高中”擴招,北京的錄取比例約是五取一,師資力量尚可,但比上一屆弱一些。

  我是“75屆高中”,有幸又不幸。有幸的是,這屆高中生有政策上的扶持——除了少數初中畢業生去技校、農場或者插隊,絕大多數都升入高中。我就讀的地安門中學,1973年有十二個初中畢業班,升高中的有十個班。不幸的是,師資力量短缺的矛盾越發突出,“高中畢業生教高中”就是那時發生的事,所以這屆高中生的質量是偏低的??僧敃r作為學生的我,近乎無知,自以為和往屆的學長沒什么不同。

  如今回望,1977年黨中央決定恢復高考,也是一波三折。一開始確定的招生對象是應屆生,但有專家說,這屆學生的質量不高(指“77屆高中”)。再三論證后,才讓“老三屆”在內的往屆生參加高考。

  這個決定,使我們這些原本沒有報考資格的青年,有了“搭車考學”的希望。

  1977年12月的一天,我坐在高考考場上,焦急地接過監考老師發的數學試卷。粗略瀏覽后,頓時血往上涌——壞了,盡管這些題我都似曾相識,但插隊兩年只是干農活,腦子已經洗白了。沒復習,自然是這個結果。為什么不復習呢?

  事情還需從頭說起。得知高考要恢復,大家忙著翻找過去的課本,有些人聰明,去找以前的高考試卷。也不知是哪個村的知青,弄到一份“文革”前的高考數學試卷,我拿來一看,竟然一道題都不會。當時我就想,既然數學這么難,干脆放棄吧,時間緊張,還不如復習其他科目。

  留給我復習的時間不足一個月,況且白天我還要下地干活,只能晚上看課本,印象中好像也沒看幾本;真的只是“看”,沒有人指導,也不懂勾畫重點,上考場前連一張試卷都沒做過。填報志愿時,我不知天高地厚,報的三個志愿是北京大學的圖書館系、考古系和歷史系,放在今天看,此人的智商一定有問題。

  這張數學試卷,我除了答出學得特別扎實的等腰三角形和一些代數題目,其他基本交了白卷,估計也就考了三十多分。

  1977年高考是各省自主命題的,除了數學,其他科目我考得還可以。語文作文題我記得很清楚,《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》,這一年我都在農村干活,有的寫,至少不會跑題。語文考了七十多分,政治考了七十多分,史地考得最好,百分制考了九十七分,總分大概是二百七十分。

  自覺考學無望之時,公社通知我參加體檢——1977年北京高考文科的錄取分數線是二百六十分,我的成績過線了。但不知是考分太低還是填報志愿的問題,我的第一次高考,以落榜而告終。

  1977年,全國有五百七十萬人參加高考,其中有二十七萬人圓了大學夢。

  1978年的三、四月間,我正在村里干農活,突然接到母親的來信,她告訴我地安門中學的畢業生可以參加學校開辦的高考補習班,學校會派老師來講課。我趕忙向村支書請假,當時村里不反對我們回城學習,爽快地答應了。

  地安門中學的文科高考補習班一開始大約有二十人,沒過多久,一些人或許覺得學著太吃力,主動退學,到后來只剩十幾個人。班里有四人像我這樣,過了分數線卻沒考上,被老師列為“種子選手”。

  班主任是教歷史的,姓田。補習班的時間短,只有三個月,所以老師串講的速度很快,天天畫重點,反復督促我們背題。

  至于老師的水平,我感覺一般。那是恢復高考后校際間的第一次比拼,每所學校都希望拿出最好的成績,而衡量成績的標準是應屆生的考分。將最好的師資用到應屆生身上,應當是所有學校的選擇,高考補習班,不過是對社會的愛心付出。

  那時,我最喜歡的課是數學課,我只知道數學老師姓羅。

  其實讀高中那會兒我就認識羅老師了,當時他在校辦工廠。羅老師個子高高,風度翩翩,濃眉毛,高鼻梁,一雙大眼睛深陷在眼窩中,是那種笑起來真好看的類型。他待人和氣有耐心,與一般工人的氣質不同。后來我聽說他是被下放到校辦工廠的,正因如此,一直同他保持距離。

  羅老師是大學數學系畢業,這在地安門中學里堪稱鳳毛麟角。雖然學校在大環境的影響下恢復了羅老師的教職,或許因為曾經的身份,他只能教復讀班。

  羅老師的教學方法奇特,他一般連上兩節課——第一節課做試卷,題量不大,但是“做不了”:有的題目似曾相識,有的題目根本沒見過?!按笱鄣尚⊙邸敝?,試著思考,一節課就這么過去了。第二節課講試卷,逐題講完,下課時間也到了。我非常適應這套教學方法,幾乎是教什么會什么,而且可以做到觸類旁通,甚至學得很愉快、很來勁。一天,我對羅老師說:“能不能講得再深入些?”羅老師笑了笑:“看1977年的試卷,這個程度足夠了?!?/p>

  那年夏天,母親經常生病,去醫院也沒什么用,她只好自己想法子:不吃不喝,多睡覺,生扛過去。她睡覺時不能有燈光,不能有聲音,我只好跑到胡同的路燈下試著看書。晚上總有一些人在路燈下打牌,看書看不進去,我干脆看人家打牌。

  距離開考的時間越來越近,東城區組織了兩次模擬考試,第一次考試的成績我不記得了,第二次考試我的成績不大理想,排到五名開外,田老師有點失望。

  考試成績下來的那一天,也是補習班結課的那一天。

  田老師在下課前找了四位同學,讓他們下課后跟著她走,估計是再單畫一些重點,這四位同學里沒有我。下課后,四位同學跟著田老師去辦公室,一開始我們還一路同行,準備分道走時,田老師瞥了我一眼,淡淡地說:“你也來吧?!?/p>

  在辦公室里,田老師向我們再次強調“五四運動”等章節的重要性,反復叮囑我們必須要背下來,可是我并不擅長背題。離開地安門中學,我坐上通往鄉下的長途車,感覺底氣反倒不足了。

  我回村辦好了準考證,得知考場在平谷一中。我們村距離平谷縣城有八九里地,我沒有手表,估摸著走一個多小時能趕到。早起吃過早飯,我步行前往考場。

  平谷一中挺大,操場能容納千人。竟然來了這么多考生啊,操場上人聲鼎沸,每個人都是那么快樂。

  1978年是全國統考,時間定在7月20日至7月22日,文科共有六門考試:政治、語文、數學、歷史、地理、外語。

  政治我考得一般,這是意料之中的事,語文本該拿分的,卻被一道三十分的縮寫題難住了。那年的語文考試沒有大作文,平時準備的寫作素材用不上,縮寫題連見都沒見過,著實有點蒙。

  第二天上午考數學。當我從監考老師手中接過試卷,粗略瀏覽,為之一“振”。1977年高考拿到數學試卷時,我是一“震”,面對似曾相識的題卻做不出來,那種感覺很絕望;1978年高考的數學試卷仍舊很難,對我來說,本該絕望的,但愉悅卻也真實存在著——大部分文科生都怕數學,大家都難,才有機會。

  有羅老師的“加持”,我將會做的題飛快做完,然后再做那些不大會的題;哪怕無解,也不交白卷。答卷時,我明顯感到不僅是監考老師,從考場外來的老師也在我身旁長時間駐足,這似乎是好的信號。

  我滿懷喜悅走出考場,雖然數學成績不會太高,但大家都不會高,應當算是考好了。當我看到周圍的考生歡聲笑語,似乎都考得很理想時,又有些困惑和不解。

  在平谷插隊的那段時間,我最大的享受是到縣城吃肉餅??纪陻祵W,我決定犒勞一下自己——下館子,吃肉餅。

  下午考歷史。拿到試卷粗略瀏覽,暗喜,田老師壓中的題沒幾道,一些題目似乎還“超綱”了。下筆千言,先寫出來。有一道五分題是解答“孟良崮戰役”,田老師從來沒講過,電影《紅日》講了,可惜我沒看過。不知是從哪本書里看的,打的好像是國民黨王牌的七十四師?就它了。

  第三天上午考地理,正常發揮。下午考外語,拿到試卷后發蒙,ABCD的選擇題我見都沒見過;難題自不必說,那些選擇題看上去似是而非,好像哪個答案都是對的,就碰運氣吧。當年,外語考試成績不計入總分,所以心情還是比較放松的。

  走出考場,走出校門,興奮、喜悅、緊張、困惑……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了。許多人問我考得怎么樣,我想了想,不能說差,也不能說好,估計成績在一類線和二類線之間,一類是重點院校。

  我的判斷真準。過了差不多一個月,分數通知下來了,我的成績經四舍五入后是三百六十一分。當年北京高考文科的二類線是三百四十分,一類線是三百六十分,我剛過一類線。

  記得和幾位知青去查分時,縣高考辦居然將試卷調出來讓我們看。數學試卷上的某道推理題,我推了很長一段也沒有得出結果,老師酌情給了幾分;歷史試卷上的那道“孟良崮戰役”,老師給了三分。

  縣高考辦的老師笑著對我說:“你的分數在平谷是文科前幾名?!?/p>

  查完分數,回村,繼續干農活。

  記得一天收工回宿舍,還未進門,一個女人喊著我的名字跑過來,手里揮著一封信。她氣喘吁吁地將信交給我。

  原來是錄取通知書!牛皮紙信封右下角是鮮明仿宋字體的“北京師范學院”。

  本該歡欣鼓舞的,可我沒有絲毫的興奮,甚至還有一些氣餒——雖然我設想過無數種可能,卻從沒想過考到北京師范學院。填報志愿時,因為北京師范學院的招生人數多,故將其作為備選。

  不過高考數學成績讓我為之自豪了許多年,據說那年文科數學的及格率是千分之二,我考了六十五分。我一位“老三屆”高三的同班同學老劉,他當年高考考了四百二十七分,是北京的第七名,大學本可以隨便挑,但他不希望再被分配到外地工作,所以一定要上北京的學校。那年老劉因故去世,一位同學告訴我,他的數學成績是一百分,我多年的自信瞬間被擊垮——同是高中畢業,我學的是數學嗎?可見我們和“老三屆”的差距有多大。

  至于教我數學的羅老師,三十年后竟然找到我,希望出版他祖父的書法圖冊。當時我正任中國美術出版總社的總編輯,一眼就認出了他,不過他已經忘記我了。我這才知道他的全名是羅懷祖,他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甲骨文研究者羅振玉。

  1978年,全國有六百一十萬人參加高考,第一批錄取二十九萬人。幾個月后擴招,北京的文理科錄取分數線降至三百分,全國共有四十萬人圓了大學夢。

  這些參加高考的年輕學子,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經歷和故事。

作者:林陽     責任編輯:劉曉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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